现代语言学认为，人类在界定、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语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具有不可或缺性。但人类的认识官能对类的区分总是模糊不确定的，语言很难对其进行准确无误的界定和表述。与此同时，人的认识又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不可能毫无遗漏地把握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及其整个运动过程。基于人类主观性的介入，语言符号体系所呈现的客观事物，势必都是经过了人类意识的反映和加工之后的产物，与客观事物本身往往会产生相当的距离。语言所执行的指义行为基本上是对直观事物的一种改造，一种缩减或扩张，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变异的结果。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中来认识事物。客观事物从来不会孤立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它总是与特定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自身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如因果、时空联系等）。而在语言文字的界定和表达过程中，往往难以完全的关照事物与情境之间的关系，会不自然地舍弃、省略有关的情境联系，这就很容易造成接受方在理解上的差异。

　　在禅宗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局限性早已被禅师们所认知。他们主张“文字性空”，长期反对用“虚无”的语言来阐释、界定佛法。在禅宗看来，对生命世界进行阐述与说明时，语言文字往往是偏执的，根本无法准确地反映生命世界的真实状态。语言所描绘的世界往往是确定的、平板的、有限的，而现实的生命世界则是活泼的、立体的、无限的。语言其实并不具备全面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所以，禅师们会有这样的诘问：“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章摘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么处扪摸？”因而，在禅宗看来任何运用语言、概念来“知解”般若的企图都难以成功，往往会使语言成为“粗言”、“死语”。

　　“明心见性”是禅宗所追求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在文字之外的。禅师们认为拘泥于文字，非但无益于开悟，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事实上，佛教经过数千年的传播，流传的佛经及其注疏已经浩如烟海，而且往往文辞艰深晦涩，任何佛教徒即使穷其一生，也难以穷尽佛典，更别说借助读经来领会其教义法理。如此一来，教人成佛的佛经也可能成为影响人成佛的障碍，导致试图解脱于尘世者却难以解脱于书本。在这样的现实窘境中，“不识字”的六祖慧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佛教的转向：借助经文的同时，反对拘泥于经本，主张直探心源，以心灵的澄明来观照般若之象。

　　慧能认为，机械地照字背诵，依文解义，并不能真正获得智慧。在他看来，佛法不是推理的知识，透过佛教词语的理解、概念的分析很难获得佛法真理。明心见性需得益于个人的亲证，领悟义理的关键在于心悟。他认为，佛以及佛经是人心中自有的，观照内心才是领悟佛法的关键。经书文字的本源还是在人心之内，内心的智慧才是根本，这就是与其念经成佛，不如体悟内心，顿悟成佛。而顿悟完全是独特的个体感受和直观领悟，不需要也不可能运用语言。于是慧能主张“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这就取消了语言的媒介作用。这一途径的开辟有力构建和完善了禅宗的“不立文字”的传统，语言文字被彻底的隐逸了。

　　禅宗深刻认识到人往往会在理性的逻辑推理过程中，悖离生命原本的旷达。只要存在着这样的天堑，人就永远无法自然坦荡地在天地之间生存，实现生命的圆融和自在。禅宗所主张的“明心见性”就是对佛我一如的强调，就是向本真的生命状态靠拢，但是这种靠拢不是逻辑思维可以做到的。因为逻辑思维在展开推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将人从“与天地万物同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人与自然放置在相互孤立甚而对立的情况下来进行研究。与之相反，直觉思维则更能直接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与生命世界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因此，在禅宗看来，要发现自我的佛性，只能通过“悟”这种直觉思维方式，而不宜借助于文字传达的逻辑思维方式。

　　“不立文字”，隐逸语言并超越语言，正是要打破逻辑思维的束缚，走出语言所设定的框架，从而达到无修之修、无知之知、无得之得的超脱逻辑的超理性境界，实现不假文字而心领神会。从这一意义上讲，讲求“不立文字”，尝试超越语言成为禅宗破解逻辑思维困境追求直觉体验的必然选择。

　　“不立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动人故事。《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说法故。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把传言佛祖说法都上升到了谤佛的高度，可见对于语言文字的排斥是何等激烈。而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其“不立文字”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又不谋而合，产生了相当的默契。具体的来看，就是老庄玄学中的“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的东方智慧，与佛教的“不立文字”其实是异曲同工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至则不论，论则不至，辩不若默，道不可闻”，“所以论道而非道也”。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庄都认识到作为最高境界的“道”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因此主张只有“得兔忘蹄”、“得鱼忘荃”、“得意忘言”，抛弃语言的障碍，超越语言，才能实现心灵与天地之道的沟通，领悟天地万物的至高境界。从精神实质上看，这种思想方法与禅宗“不立文字”的禅观是一致的，二者具有相当的默契。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的思维方式与佛教的“不立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双方都有着试图隐逸和超越语言的认识和传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禅宗的“不立文字”在中国发扬光大，被广泛流传与接受，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