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道坚
【教学目的与要求】一个民族的崛起,必有相应民族文化的兴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的美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存在至今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中心的文明主体,佛教传入后,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建设,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佛教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一佛教与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流派纷呈,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而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中国儒家伦理学的范畴极为广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说,哲学及心理学为中国伦理学的前提,其他如“‘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事学范围于伦理也。曰‘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因此,中国伦理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作为正统中国伦理学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纲要,具有浓郁现实主义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天下”的皇权思想统摄六纪(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纪),确定了君、父、夫的绝对权威,并以“忠”、“孝”为人生最高道德行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圣人道德论,从其德言为“仁”,从其行言为“孝”,从其性言为“忠恕之道”。仁是重视生命的尊严,普济博爱的精神境界,并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说明仁的道德论。
佛教东传初期,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来说可谓严重的挑战。儒家伦理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属于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权结合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佛教伦理提倡种性平等,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理念,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显然与儒家伦理相悖。佛教自称以解脱世间种种缠缚,证得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的涅槃寂静境界为目标。因此佛教并不以世俗道德伦理为最高准则,而是以世俗谛基础,超越世谛的出世间伦理道德为归趣。这种圆融真俗二谛的伦理道德观,甚而不受现实伦理纲常的束缚,具有超道德的性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注重融摄传统伦理道德,即吸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补入世之不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国佛教伦理学体系,成为中华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伦理道德
(一)佛性论
中国佛教伦理学以对人的本质、本性的思考为基础,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神圣性,都具有解脱成佛的潜能。然而佛性受到烦恼妄想的覆盖而不显发,因而轮回六道,不得解脱。众生若能断除无明惑业,则见佛性,获得涅槃的永恒之乐。佛性论是佛教人性论的基础,为去恶从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宋明以来的儒家道德修养论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打破人为的阶级划分,让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佛性论的思想下平等互利。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客观分析了人性的善恶性质后,以佛性论性善恶学说来论证成佛及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据,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思考,如一阐提成佛说,表明有罪众生虽然犯有严重过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严,因而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等。
(二)因果报应学说
所谓因果报应学说,也称万有因果律,指善恶行为必将获得一定的善恶果报。佛教认为生命是永恒的,在业力的牵引下,轮回于生命的各种类型中,其类型大致分为六种,即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罗的境遇相对较好,属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较痛苦的环境中,属三恶道,也称三途(地狱为血途,饿鬼为火途,畜生为刀途)。佛教认为,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业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转生人间,修福不修慧生于阿修罗道,贪婪的众生转生饿鬼道,造作恶业则堕落地狱,不明真理愚痴无智转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凭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作主,而不是命运或上苍的安排。过去的行为影响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行为又影响着未来的命运,人在命运流程中始终占着主动的位置,从而形成佛教独特的生命观。
(三)佛教戒律学
在佛教伦理学中,戒律学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体系,认为“戒”为佛教总纲“戒定慧”三学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视。
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意指行为、习惯、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为防非止恶义。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轻重。而“戒律”并用,意谓维持佛教教团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亦即‘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秩序。总之,戒的范围窄,律则包含一切律仪,如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也含摄其中。广义而言,“戒律”有戒、律、律仪等义,有规范身心,引生善果的胜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净戒来说明戒律学。第一摄律仪戒是佛教分层管理的基本行为准则,即佛教教团所受的戒。摄律仪戒以消极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主要强调不许干什么,以自利为主。第二摄善法戒强调佛教徒的个人、家庭、社会等义务,并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远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愿、六度和十善等。摄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积极面对现实,为营造众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为主。第三摄众生戒,玄奘译为饶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广作饶益众生事业。为利益无边众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门,不受教条主义的约束,如看病、说法、报恩、救护、劝慰、布施等等。摄众生戒属自他二利结合,甚至具有超越伦理的性质,如为救护众人的生命和财物,以慈心杀盗贼,则不犯戒。
(四)佛教孝道论
佛教认为孝为人道的基本伦理准则,人而不孝,则连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应如何报答?《五分律》卷二十说:“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并以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故当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因而供养事亲为基本报恩方式。《梵网经》卷下云:“孝顺乃至道之法,故以孝为戒。”佛教将孝的观念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备因素,甚至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佛教又将孝道分为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供给父母衣食等为世间之孝,以佛法开导父母为出世间之孝。出世间孝扩大世间孝的局限性,将所有的人作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养承事。这是超越家庭观念的普遍孝道论,为社会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积极济世的六度思想,丰富了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获得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的研究,以八识学说剖析精神现象,并以“种子说”、“薰习说”、“变现说”等阐述了系统的认识论,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 辩证法的丰富
佛教辩证法以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思想为代表,打破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是高度发达的辩证法。
第三节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一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遍文学。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和律体诗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等。
(五)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佛教与中国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等逐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与印度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此时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风。南方佛教重义理,诗歌、绘画、书法及佛寺建筑艺术盛极一时,与北方的石窟艺术等交相辉映。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传入内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宝库。本文拟从如下几方面写:
佛教建筑艺术——佛殿、佛塔和经幢
佛教雕塑
佛教绘画
佛教音乐
三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
(一)佛教与医药卫生学
佛教的养生论、禅学对中国古代的医疗、养生、健身和开发智慧有密切关连。禅定能使人断除烦恼,淡化欲念,纯净思虑,安适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炼有益于养生,在僧人的推动下,藏医藏药有独特的疗效。
(二)佛教与印刷术
佛教为了传播文化,对中国印刷术的贡献杰出。
(三)佛教与天文、地理和历史学
我国僧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见识广阔,其游记域志对中国和亚洲地理学、历史学作出过重大贡献。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中外学界所推崇。
唐代僧人一行大师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术,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改撰《天元大衍历经》,续成《魏书·天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线的长度等。
(四)佛教与园林种植学
佛教寺院的园林艺术发达,对中国园圃种植业有很大的英魂,其不仅林木花果种类繁多,而且引进国外新品种,培植奇花异木、菜疏药草,并向社会推广,如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僧人便有很大的功劳。
【基本概念】佛教伦理学佛性论因果报应学说戒律学孝道论佛教哲学佛教宇宙观本体论心性论人生论认识论辩证法佛教文学翻译文学音韵学说唱文学佛教艺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艺术佛教与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天文、地理及园林种植学
【思考题】1、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2、什么是佛教伦理学?
3、佛教戒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异同?
4、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5、佛教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有哪些?
6、什么是佛教艺术?
7、请简述佛教艺术在中国艺术中的作用?
8、佛教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有哪些?
【阅读材料】1、牟钟鉴等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祁志祥《佛学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
3、黄颂一主编《佛教二百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4、方立天《中草药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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