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成功申办奥运，还是加入WTO,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同样，有机遇也会有挑战。因此，全国人民都要共同努力。这其中也应该有我们佛教徒的耕耘。因为佛教的现实，是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所指出的：“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如此看来，佛教也是不能离开现实而独立存在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两千年的佛教，面临着重新定位与整合，去选择适应自己存在的方式与方法。如是，则国家与佛教即能相得益彰。应当说，这是佛教的当务之急。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更好地生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群。有感于此，深深思考着佛教与现实社会相关的几个问题，引发了一个佛教徒的几点感想。

　　2001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作为佛教徒，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党和政府对于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下，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政策。这对于维护正常的佛教信仰提供了根本保障。因为江泽民主席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对此，作为佛教中人，有切身的体会。

　　1、关于保护合法。记得2000年10月，在韩国汉城举办的“中韩日三国黄金纽带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佛教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使命”。当时，我演讲之后，有一位韩国东国大学研究所的教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请问，静波法师，您的宗教信仰自由吗？我告诉他：我出家十五年了，无论是过去哈尔滨的极乐寺，还是现在北京的中国佛学院，没有任何一个人干涉过我的信仰。当然，我本人也得为自己的身份负责，没有做与自己身份不相吻合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应该说，正常的宗教信仰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我坚信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切实普遍地贯彻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并能上下衔接一致，保护那些遵纪守法的信众。

　　2、关于制止非法。就是指非正常的宗教信仰。即不是法律所规定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正当的信仰；或者只是正当信仰的招牌，却又没有正当信仰的内容。如曾经发烧一时的各种气功，就专门利用佛教、道教等做晃子以欺世盗名。事实上，一些所谓的传教活动不在合法的宗教场所内举行，或者披着宗教外衣虽有懂或不懂信仰内容的情形，却又被利益所驱动故意胡说八道的人，同样也是一种非法。如佛教中的算命、驱鬼、焚烧锡铂纸钱等，与佛教的教理不相吻合。虽有与世间法随缘的成份，却又不是过分随便。我们可以预见，佛教中非法现象，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和影响佛教生存的最重硬伤。因为利益的趋动，将会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损害佛教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问题是：非法者不会永远停留在满足于金钱的需求上。中国最初的弥勒信仰的淡化，乃至清代白莲教现象，无不是因为利用了佛教，对当时的国家产生了危害的原故。

　　3、关于抵御渗透。就中国佛教而言，从印度传入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了，所以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应当说，由此而发展的中国大乘佛教有很深的内涵。虽然经过文革的劫难，出现了断层；但是，经过老前辈们的努力之下，重新再现了生机。一批年轻的法师正在成长，并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就其因缘而言，我们更了解与我们距离更近的信众，因此，就会给予他们相应的指导。尽管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如：提倡形成一个良好的合法与正法信仰氛围，以达到固本强身的目的。如能如是，即能抵御渗透。当然，我们不会拒绝与外界正常的交流与友好往来。

　　4、关于打击犯罪。利用宗教身份，危害社会与他人，是不能姑息和纵容的。李洪志的“法轮功”，就是利用人们对于佛教的好感与无知，伤害佛教，蒙骗群众，扰乱社会；前不久，哈尔滨宗教局的一位局长，在一次会上的讲话中，例举了哈尔滨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不明真相，具然将一位从四川来的活佛供养在家中达两年多时间。后来被公安机关发现，原来竟是一位杀人犯伪装成的活佛；今年二月份，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共同回答记者的提问中，有记者问到关于中国宗教人士被司法机关逮捕一事。江泽民主席回答说，宗教人士是因为违犯了国家法律而被逮捕，不会是因为信仰宗教的原因。由此可见，无论是就佛教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还是就佛教的教理教义考虑，佛教徒都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不能超出法律活动的范畴。

　　1、佛法同世间法不相矛盾。谁都知道，佛教适合中国的土壤生长，正如古人所说的：“桔生江南则为桔，生于江北则为枳”。中国佛教的爱国因缘，就是建立在这样因缘的基础上的。佛陀“报四重恩”中有“报国土恩”，于是，每一座寺院的僧人，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殿念经的早晨，一同祈愿：“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这正是“爱国爱教”的最好证明；待到东晋道安法师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则说明与当政者保持和谐的关系，才会使佛教良性的生存和发展；尽管有与之相反的声音，如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那实在是针对出家人人格与僧格缺陷所引发的感慨；当然，也有与身处世外高山的特殊因缘所致。诸多种种，都证明“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而佛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源于对生命的思考和自我人格的圆满，对现实不会采取对抗的手段。它只会对应以随缘的力所能及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思维观念的转化，是非常艰难的尝试。但却一直都是佛教徒努力的方向。而在现实社会的定位中，又能以更多人的利益观念为主。如佛陀时代，毗琉璃王入侵佛陀的故国，佛陀曾三次中途劝阻；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在抗日战争其间，曾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由此可见，宗教虽无国界，但信仰宗教的人却是有国界的。生而为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因缘，遵照佛陀的教诲，没有理由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一直也没有给国家和政治带来过麻烦。这说明佛教与社会现实是完全可以相互信任地存在，并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2、佛教戒律与精神文明可以互补。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与佛教中对自我约束的戒律有着广泛的共同之处。无论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还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德，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道德自然就会得到保证。要知道，佛教的修行是建立在修养基础上的。如果做为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修养都不具备，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佛教徒呢？所以没有修行可以，但不能没有修养。而修养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虽然我们的国家提倡“以法治国”是必须的；但是又提出“以德治国”也是必要的。因为德行是培养公民自觉守法的保证。尤其是在这缺少诚信的现实中，佛教的戒律恰恰是佛教徒自愿接受的一种自我规范的训练。既然如此，无论是授戒者，还是守戒者，先要具备诚信。

　　3、佛教理论同辩证法的对话。因为，印证佛法的标准是“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诸行无常”而言，是说宇宙万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迁流不停地变化着，如同一条河，不断地流去，永无停止的可能，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在过去；就“诸法无我”而言，其中“我”是主宰义，实在义，即宇宙万有的一切法，都没有实在性和主宰性，包括我和我所有，佛教不主张有主宰，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就“涅槃寂静”而言，一切的好与坏，贵与贱，黑与白等，都是相对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真实，所以不应执著为定法。既然都是假相，也就是表相上对立，本质上统一。而辩证法以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存在，所以是矛盾的；虽然如此，却又可以相互转化。可见是不定法。既然是假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对立的统一。佛教从不否认曾经有过的假，只是不真而已。所以有即是假，也即是空。即虽然“色即是空”，但同时又“空即是色”。针对人们普遍的执著而产生的痛苦，于是，佛教就在事物的存在上，透视它的不真实性，从而拥有智慧而活得轻松自在。在释迦牟尼《大般涅盘经》有“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龙树《中论》里有“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可见，佛教同辩证法一样都不主张事物的不变与永恒，但佛教也不会否认现象界。可见佛法是中道，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所以，佛教永远都不会走极端。如是，在佛教看来，顺境与逆境都是相对的真实，不是绝对的存在。如此，就可以通过观念的调整，去掉执著的心态。所以，佛教一直都在提倡结缘而不是结怨，进尔倡导世界和平。如寺院早餐和午餐后，祈愿：“三途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均沾恩；国界安宁兵戈消，风调雨顺民安乐。”因为人生仅仅是一个过程，所以佛教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即人溺已溺的同体大悲，即能有不自私和忍辱负重的行为，即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哪怕利他的对象是非佛教徒。尽管这种调整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佛教徒一直都在努力。佛教徒同辩证法的对话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通过这样的尝试，能够更好地同现实社会和谐相处。这就是随缘，是佛教的优良传统，是需要认识和弘扬的一种积极因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佛教同现实的融合，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有力保证，并且是可以落到实处的事情。应该说，佛教正在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着。接下来的事情，则是怎样适应更好的问题。

　　1、二十一世纪正信佛教面临的形势。一个崭新的时代，佛教在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消化不了情绪的增加，正信佛教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因为利益的驱动，更多的附佛法外道，干扰着正信的佛教。在黑龙江出现了婆罗门教的《卫陀圣典》，一些人把它当成佛教；还有一位新诞生的女佛，号“现代佛”，她的佛号印记是：圆圈里面有一个佛字；也出现了观世音菩萨降临世间。一位家庭妇女，在脑门上点一红点，号称观世音菩萨，就连出家的比丘都也要向她顶礼；至于游僧野佛也是时有窜入，蒙蔽、控制信众，疯狂骗钱敛财，一些奇怪的现象，令人痛心不已。

　　纵观佛教信仰的队伍中，出现了几类不太正常的人群，第一类人是疯子，胡说八道，不懂装懂，只贪图呈一时之能，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第二类人是骗子，别有用心，外表真诚，内实奸诈，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采取恫吓控制、魔术障眼、自命不凡等手段，骗你没商量，一如李洪志的法轮大法等；第三类是傻子，随波逐流，是非曲直不辩，好坏难分，听骗不听劝，听邪不听正，糊里糊涂，只有热心，没有智慧，总是贪图、妄想在学佛中能够速成，具有神通，从而一鸣惊人。实是亲者痛，仇者快。凡此种种，现实中大有人在，虽都以佛教徒自居，却分明是：似是而非。不但危害社会人群，还会造成人们对于佛教的误解。

　　2、二十一世纪正信佛教面临的任务。面对未尽人意的现实，伸张和校正佛教正法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出家人的身上。而出家人的天职是：“弘法是家务”。因为“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唯其如此，僧人才会有一种自觉的压力与义务，才能走进来之不易且浩如烟海的经、律、论典藉之中，去发现佛教的真实内涵。提倡：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深入经藏，永不迷茫；深入经藏，永不上当。如此，即能以印证佛法标准的“三法印”去教化信众，相契于“依法不依人”，才能具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如是，佛教即能与时俱进，即能为维护社会稳定，净化人心，减少误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3、二十一世纪佛教如何加强自己建设？面对新世纪的开端，佛教的生存与发展摆在了所有佛教徒的面前。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说过：“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倾向、言行品德、宗教修养，对信教群众有着重要影响”。可见，佛教既要于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素质。一个僧人，尤其是一个统理大众的寺院主持，如果不能二者兼顾，就没有任何说服力保障佛教的良性发展。如果不能优胜劣汰，就会导致劣胜优汰。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要指导、帮助和支持宗教团体结合各宗教的特点，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建设”。而佛教徒要提高自身素质，就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这就象柏拉图在《法律》中所说的：“法律之制定，一方面是为了教育好人，要好人懂得如何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制坏人，因为坏人拒不接受教育，秉性桀骜不驯，不受感化，不听劝阻，执意要犯罪”。而制度的建立与此也有相通的作用。因为，凭借人的自觉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人的自觉能力毕竟有限，许多问题，单靠人的自觉，已经不能很好地处理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发扬人格魅力固然值得肯定，但人的缺陷总是不可避免；况且，人的品行又常常参差不齐，影响也不可能尽善尽美；遵守一个大家都能约束自己的规则，是一个长期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可以对自觉和人格魅力形成补充。诸如制定相应的寺院共住、财务收支、僧伽教育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能够把它们落到实际当中去。应该说，这对于目前，佛教中存在的一些无序和混乱状态，是一种面对和有效治理。这种面对和治理，是对社会和佛教的高度负责。尤其是面对一个比任何时代都充满生机和诱惑的现实，作为一个出家人，如果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能对社会和他人负责，分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当然，生而为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我们不能放纵自己。否则，就如同李洪志“法轮大法”中的真、善、忍，没有实际内容。这是所有佛教徒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积极向上，充满生机，我们的佛教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再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也一定会积极向上，前途无限光明。让佛教的优良传统世代相传，让佛陀的智慧之光普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