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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都市佛教

发布时间:2023-09-18 11:06:04作者:大悲咒

  浅议都市佛教

  业露华

  一、教市佛教的形成和发展

  教市佛教是相对于山林佛教而言,主要是指生活和修行在都市、以都市为主要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僧团及其所从事的佛教活动。都市佛教的形成历史悠久,它是随着佛教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就佛教发展历史而言,早在释尊时代,都市佛教的现象就已经出现。据佛教史料记载,佛陀于菩提树下证悟成道后,最先在鹿野苑度侨陈如等五比丘,于是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由此而立。此后又陆续有舍利弗、目犍连等弟子皈依,从而形成最初的佛教僧团。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五年,主要游行教化在恒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气候炎热,热季气温常高达摄氏四十多度。此外恒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这是古代印度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由于气候炎热,物产丰富,民众日常生活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三衣一餐即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古代印度,佛教修行者们“日中一食,树下一宿”,①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为了能更好地将精力专注于修行,早期印度佛教实行乞食制,修行者以乞食为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却一切俗务。为了潜心修行,必须抛却一切世俗事务的干扰,因此修行者有必要避开人群聚居的热闹之处;但为了获得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修行者又不能完全脱离开人群聚居处,因此早期僧团主要生活在城郊地区,既离城镇树落不远,便于出家修行者获得保证日常生活的基本物质;又可免受日常生活中大量世俗事务的干扰,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修行。据许多早期佛教经典记载,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经常是宿在城外林间,如鹿野苑者等即是。他带着弟子们清晨入城乞食,然后回来,为弟子们说法,教导他们禅坐修行。佛弟子们也多随从师尊,宿于野外林间学法诵经,晏坐修行。据《四分律》等佛教律典记载,佛陀成道后,最先在“鹿野苑”度侨陈如等五比丘。初时与五比丘等住于“阿兰若”处,或树下、空房、山谷窟中、露地、草边、水边、林间、冢间等。其中的“阿兰若”处,即为无诤、空闲处,指的是远离村落或人群聚居的安静而适合修行的场所。

  到了后来,随着国王、大臣、长者等等的皈依,由于他们的捐赠布施,才有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舍卫城的祗园精舍这样相对固定的说法修行之处,竹林精舍和祗园精舍是佛教史上最早的寺院。据佛教史料记载,佛陀在世时经常居住说法的精舍有五处,称为“五精舍”。此五处是:一,舍卫城的给孤独园,即祗园精舍;二,王舍城的灵鹫精舍;三,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四,毗舍离猕猴池的大林精舍;五,庵罗树精舍。就此五处精舍而言,大多数也是位于“城乡结合部”,但这时的佛教已经开始进入都市。

  就佛教教义思想发展来看,都市佛教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比较注重修行者个人的精神解脱,表现在修行实践的方式和手段方面,那时的佛教僧团多选择于山间林下,或远离树镇聚落处居住,这样可有效地避免来自社会物质生活的欲望和诱惑,有利于修行者保持心绪的宁静,从而有利于修行者本身的宗教修行实践。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这一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大乘佛教教义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教义思想有一定区别。例如:在修行目标方面,大乘佛教强调成佛,而成佛需要“自觉”、“觉他”,因此大乘佛教在修行实践方面强调“菩萨道”,修“菩萨道”则需“普度众生”,以“六度四摄”为宗教修行和实践的必经之途。“普度众生”就需要修行者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能脱离众生而修行。这种人世精神和济世情怀决定了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更适应都市生活,因此大乘佛教的兴起必然会促进都市佛教的发展。大乘佛教经典中所描述的维摩诘居士,是大乘佛教徒的典范。据《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介绍,维摩诘居士是毗耶离城的一位长者,他曾因“过去劫”中信仰佛教,供养了许多佛,由此深深地领悟了佛法要旨。为了便于将佛法传播给众生,他广泛参与了各种社会生活,无论是茶坊酒楼、还是妓院勾栏,他都能无所拘束地随意进出,为的是向这些地方的众生方便说法。有一次他患疾病,佛陀派弟子们前来问候,他在病榻上为诸佛弟子现身说法。他对前来问疾的文殊菩萨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这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修行是和众生、和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维摩诘居士还告诉诸弟子:若要修行成佛,应该以此短暂的生命,勤修无量智慧功德,勤修慈、悲、喜、舍和六度四摄,以此饶益众生,才能获得佛的清净庄严之身。维摩诘居士的故事说明:大乘佛教的修行是和“普度众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其修行实践以“六度”、“四摄”、和“慈、悲、喜、舍”为基本内容,这些实践都是与“利他”精神相结合,若脱离了众生,也谈不上大乘的修行。“大乘”一词本身就是“能救度更多的众生”的意思。因而大乘佛教的修行是融合在“普度众生”的实践之中,离开了众生也就没有大乘佛教的存在余地。众生聚居之处,正是大乘佛教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城镇村落是众生聚居之处,而都市则更是众生集中的地方,因此都市佛教也是适应了大乘佛教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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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

  佛教传人我国,先是在民间开始传播,后来很快得到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与信奉,于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相传汉地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就是建立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城边。此后中国佛教一方面遵循着“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原则,保持着和朝廷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担负着“巡民教化”的职责,传播于民间。佛教在都市和山林同时得到发展。如东晋时活跃在庐山的慧远法师,驻锡于庐山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三十多年,带领庐山僧团居于山林中潜心修行,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而与此同时在长安的以鸠摩罗什为首的长安僧团,在姚秦国主的支持下,翻译佛经,敷衍佛法,一时学者云集,长安僧团成了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这两大佛教中心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一个是遁迹山林,远离都市之喧嚣;一个则完全生存和活跃于都市之中,两者之间互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南北两大重镇。

  中国佛教在都市和山林中同时得到发展,但由于都市和山林不同的生活环境,因此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城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聚居的地方,佛教信徒和护法也相对比较集中。因此一般而言,与山林佛教相比,首先,都市的佛教僧团接近社会政治中心,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政治形势之影响,一旦政治上有些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在佛教内部有反映。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的历次“法难”,最先而且受冲击最大的也是处于政治中心的都市佛教僧团。相对都市佛教僧团而言,处于广大乡村和山林中的佛教僧团,则因离开政治中心较远而赢得一定的缓冲时间,因此所受的冲击波相对会减弱一些。从经济来说,都市里的寺院僧团如果获得朝廷或官府的支持,就会有比较稳固的经济来源,从而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这是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而存在于广大乡村山林的佛教僧团,在经济上相对而言则更适宜于自给自足。它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山林和土地,除了农户以外,僧团成员还参加适度的生产劳动。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佛教农禅制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传统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但从宗教的修行实践而言,则都市的佛教僧团容易受到都市生活的各种诱惑和干扰;而处于乡村山林中的佛教僧团则更加直接面对大自然的怀抱,更多地受到自然气息的熏陶,更容易抛却尘世俗念,达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因而有利于宗教的修行实践。

  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各有自己的优势,各自拥有自己的信徒群体,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需要。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是同时发展的。但中国佛教历史上发生的几次灭佛事件,对都市佛教的发展是很大的打击。而山林佛教则因远离都市,相比之下所受的冲击就小一些,恢复起来也快。唐宋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山林佛教发展得较快,特别是唐代百丈禅师制订丛林清规,提倡农禅并重的生活和修行方式,特别适应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故而山林佛教很快发展起来,而“丛林”一词也几乎成了中国佛教寺院的代名词。但即使在山林佛教发展的时期,都市佛教也有一定发展。城市生活贴近社会,适合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特别是佛教义学的发展,更需要借重于都市佛教。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近代社会大都市的形成与发展关系密切。如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和流通佛经,在此前后,扬州、天津、北京、武汉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刻经处,成立了居土林,不仅刊印和流通佛教经典,还常常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或讲经法会等,向社会宣传佛教教义。而当时的上海则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心,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几乎所有高僧大德都曾在上海进行过宗教活动。

  现代都市佛教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和城市的发展而兴盛起来。20世纪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和文化也迅速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口聚居于城市,适应这种状况,都市化的佛教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弘传。

  三、当代都市佛教的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先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人们对宗教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间我国宗教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工作制定了方向。接着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落实宗教政策工作。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乡镇企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面貌,与此同时带动了一大批中小城市的兴起,由此大大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此期间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为都市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可见近年来我国都市佛教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发展,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而兴盛起来的。

  都市佛教贴近社会,能最大限度接近民众,从而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直接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这符合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但另一方面,生活于都市中的佛教僧团,比较容易受到社会风气熏染而产生世俗化倾向,过度受社会物质欲望的影响便会不利于僧众的自身修行。因此都市佛教的发展要求对僧众的自律更加严格,如若不然反而会对佛教的自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教训的。日本奈良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寺院建于城市,在日本佛教史上被称为都市佛教。当时佛教受朝廷的庇护,僧侣待遇优厚,但僧侣在朝廷支持下日趋腐化,兼并土地,秽乱法门的事层出不穷,从而使佛教出现堕落的趋势,最后导致了奈良佛教的颓败。

  今天,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都市佛教的特点,促使佛教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今天的都市佛教在文化事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佛教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在两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文化中保存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的音乐、美术、文学、艺术等,有其特殊的魅力,这些都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弘扬发挥。在这方面,都市佛教可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人力物力之优势,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都市佛教可以充分发挥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思想,并运用其拥有的经济力量,大力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要普度众生就必须要求修行者要“发大心”,所谓“发大心”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具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拔苦与乐,济世度人。因此从事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慈善基金会、希望工程、爱心活动等种种公益、慈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我国佛教界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投入了各项公益、慈善活动。在这方面我国的都市佛教还是大有发展空间的。积极投入于社会慈善活动还有利于改变佛教在社会中的形象,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

  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防止环境污染,大力开展环境保护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历史上中国佛教对于寺院发展的周边环境非常注意,在佛教教义中也有着爱护生命,保护环境的思想传统。今天的都市佛教应当进一步发挥这一优良传统,在减少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绿化祖国方面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佛教的精神安慰和心理调节作用,在当代社会也是可以大有作用的,在这一方面都市佛教更加可以发挥其特殊功能。当代社会科技飞跃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信息已经被人们形容为处于“爆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竞争也十分激烈,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和工作节奏特别快,远非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时期生活可比。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精神负担格外沉重,有的人就是因为不堪重负而导致精神崩溃。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精神卫生成了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精神卫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为宣传精神卫生知识,唤起社会对精神卫生工作与精神障碍患者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世纪第一个世界卫生日(2001年4月7日)的主题确定为“精神卫生:消除偏见,勇于关爱”。说明精神卫生问题已经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有资料显示,自1800年英国颁布《精神错乱者法》以来,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各自的精神卫生法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中抑郁症、神经症、酗酒、药物成瘾、自杀发生率均明显上升;儿童行为问题,大、中学生心理问题愈加突出;老年精神障碍如老年性痴呆、老年期抑郁症在老年人群中的比例逐年增高。我国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也十分重视,并为此而加以立法。《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于2001年12月28日在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于2002年4月7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精神卫生的地方性法规。由于精神卫生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各种精神锻炼的方法也应运而生,人们企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调节自己的精神状况,放松自己的心情,以此促进身心健康。佛教主张宽容、平和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提倡清心寡欲;佛教修行的坐禅方法可以起到调整心态,保持心绪的宁静,放松心情,使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因而可以起到保健和精神卫生的特殊功效。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欧美等发达国家中曾经兴起禅宗热。多年来人们对禅学理论和禅修的方法之热情和关注一直长盛不衰,正是因为禅的生活态度和修行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精神调节的方法。这给都市佛教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都市佛教寺院举办的各种禅学讲座和禅修学习班,常常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也说明了这一点。

  促进文化旅游和休闲功能,也是当今都市佛教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旅游和休闲是当代都市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旅游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一项重要产业。在一些国家,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成了一些城市的重要经济支柱。由于旅游业具有的环保优势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成了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又促使国人的旅游热情日渐高涨,近年来出现的“假日经济”现象成了商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大都市如何发掘其自身现有的旅游资源,是从事旅游事业和关注旅游经济发展者所考虑的一个重点,也是世界各国大城市都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国的都市佛教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效。佛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佛教寺院往往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载体,一些地方的寺院佛塔还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具有珍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内容一旦开发出来,不仅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旅游事业,而且还可以通过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其他经济一起发展。除了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经济价值之外,其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也不容低估。旅游休闲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同时也起到了调节人们精神的作用,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功能,这一方面都市佛教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总之,改革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当代都市佛教的兴起,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的都市佛教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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