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弥勒信仰,自两晋初传中土,到南北朝时期的繁荣,再到隋朝的由盛转衰,中唐以后逐渐式微。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隋王朝短暂的几十年是最重要的转折期:既是前面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本文试图通过对隋朝弥勒信仰的研究,考察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以及隋朝弥勒信仰由盛转衰的原因。
一、弥勒信仰的兴起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
弥勒信仰起源于印度,早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弥勒将于未来成佛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后二百年间,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弥勒崇拜便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近代考古学家在印度古代着名的佛教艺术中心犍陀罗,出土了公元二世纪后期的弥勒像,由此可以推定,印度的弥勒信仰,于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已经颇为流行了。
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的传译。最早将弥勒经典传入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护。法护的祖先是月支人,世居敦煌郡。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译出的《弥勒下生经》(亦名《弥勒当来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一卷,同时,还译有《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
五世纪初叶,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弥勒成佛经》一卷,还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南朝宋初,又有北凉沮渠京声所译《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行世。其中,《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上生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这些弥勒经典的传译,无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随着弥勒经典的译出和广泛传播,弥勒信仰在上层社会乃至民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先于阿弥陀佛和和观世音菩萨的信奉对象。到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逐步走向鼎盛。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弥勒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除了上面提到的经典之外,两晋南北朝还有很多关于弥勒的经典在社会上流传,还有数目众多的所谓伪经和摘抄本。此外,随着弥勒信仰的普及,还出现了一些称赞弥勒的文学作品,如支道林的《弥勒赞》、南朝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等,用文学的语言,赞美弥勒上生兜率净土和下生成佛。如此众多的弥勒经典及有关弥勒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在当时的盛行情况。
2、高僧大德发愿往生兜率净土者众多。东晋以来,倡导往生弥勒兜率净土信仰的着名人士,有东晋名僧道安及其弟子昙戒等八人,有五世纪着名的西行求法者法显,有南朝宋初的比丘尼玄藻、光静、梁比丘尼净秀等,有北魏北齐的沙门统法上、北齐昙衍,还有天台二祖南岳慧思等。这些高僧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常诵弥勒名字,发愿往生,而且带到和影响着弟子辈及广大信众对弥勒的信仰。
3、弥勒造像甚为普遍。造像是佛教信仰方式的一种,比较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佛教徒所造佛像的种类及造像数量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彼地民间佛教信仰的状况。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弥勒造像十分普遍,敦煌、云冈、龙门等地均有数量众多的弥勒造像。表现在形态上,既有交脚弥勒像(弥勒菩萨像),又有类似释迦牟尼佛像的弥勒佛像(弥勒下生成佛像)
据《金石萃编》卷二十六—三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二—二十三所载,北朝时的造像数目,略如下数:(1)释迦佛像59躯;(2)弥勒佛像48躯;(3)观世音菩萨像31躯;(4)阿弥陀佛像16躯;(5)定光佛像4躯;(6)卢舍那佛像3躯;(7)文殊菩萨像2躯;(8)阿□佛像1躯;(9)大空王佛像1躯。又据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供造佛像206尊,其中有释迦像43尊,弥勒想35尊,观世音像19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佛像)10尊。
另外,日本佐腾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像的类别数字,其中,有关释迦、弥勒、阿弥陀(无量寿)及观世音四尊像有纪年的数字如下:北魏:释迦103尊,弥勒111尊,阿弥陀(无量寿)15尊,观世音64尊。东魏和北齐:释迦46尊,弥勒36尊,阿弥陀(无量寿)17尊,观世音94尊。西魏和北周:释迦29尊,弥勒3尊,阿弥陀(无量寿)1尊,观世音13尊。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魏时时的佛教造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远远超过阿弥陀和观世音,而观世音造像则在北魏分裂后急剧增加。
由上可知,南北朝时北方的民间佛教,仍以本师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弥勒佛(或菩萨)则成为仅次于释迦牟尼而先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民间崇拜对象。
二、隋朝的弥勒信仰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王朝仅仅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中,隋代的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中国佛教由是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荣昌盛期。
隋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在物化层面,包括度僧、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在佛教义学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学风的综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在佛教的传播方面,表现为佛教在民间的深入,佛教组织义邑、法社的发展,斋会的兴盛,以及佛教从中国向邻国的传播,中国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逐步确立。
伴随着隋代佛教的全面发展,隋朝的弥勒信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若从弥勒信仰兴衰史的角度观之,隋朝的弥勒信仰,既是北朝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下面从几个方面简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
1、弥勒经典的传播。
弥勒类经典在隋朝继续流传,除上述经典外,从两晋至隋唐,各种经记录所记载的有关弥勒的经典还有很多。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三、卷四失译经录中还载有:《弥勒经》一卷、《弥勒当来生经》一卷、《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一卷(抄)、《弥勒为女身经》一卷,卷四还载有未见经文者,如《弥勒受决经》一卷、《弥勒作佛时经》一卷、《弥勒难经》一卷、《弥勒须河经》一卷。同书卷五伪经录中载有《弥勒下教经》一卷。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亦载有此类伪经:《弥勒成佛本起经》十七卷、《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别录中《伪妄乱真录》所载的更多:《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一卷、《弥勒下说呢感救度苦厄经》一卷、《弥勒勇意菩萨将僧忍见弥勒并示地狱经》一卷、《弥勒下生甄别罪福经》一卷等。这些经典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所谓伪经,宣传弥勒下生成佛,普度众生。如此多的伪经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的普及与盛行。
2、隋代僧侣的弥勒信仰事例。
隋代僧侣持弥勒信仰者,不乏其人。
北齐高僧法上(495—580)。精研地论、涅槃,隋许多学僧如净影慧远等都是他的弟子。法上卒于北周大象二年(580)七月,即隋朝建立的前一年。《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事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
北齐昙衍,地论南派慧光的弟子,《续高僧传》卷八《昙衍传》曰:“以开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于时正中,傍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
《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干传》记载了灵干“遇疾闷绝”后,在兜率陀天遇见慧远之事。文曰:“至(开皇)十七年(597)遇疾闷绝,唯心不冷,未感藏殡。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俯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木;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词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可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而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大业八年(612)正月灵干去世,春秋七十有八。传中还记载了灵干曾造弥勒天宫观及莲华藏世界海观等。其文曰:“初干志奉华严,常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至于疾甚,目晴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顾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随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花盖;若平里则无所见也。’旁侍疾者曰:‘向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愿矣。’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莲华藏世界是所图也。’”从上面对话可知,童真对兜率净土亦甚向往,而灵干本人却好象更愿往生莲华世界。
《续高僧传》卷十《智琳传》载:隋大业九年(613)五月初,“有清信士刘正勤,请讲弥勒。”
同书卷二《彦琮传》载:彦琮卒于大业六年(610)七月二十四日,“初大渐之晨,形□神爽,问弟子曰:‘斋时至未?’对曰:‘未也。’还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回身引颈向门视日(曰):‘斋时已至,吾其终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弥勒图像,合掌谛观,开目闭目乃经三四,如入禅定,奄尔而终。”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五《慧日道场僧惠云墓铭》载:“开皇十四年(594)……(惠云)端坐正色,称弥勒佛名,愿生兜率天上,舍于内侍者。”
史籍中所载隋代僧侣信奉弥勒的事迹还有很多,在洗不一一列举。从上面所引僧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隋代僧侣信仰弥勒的形式,还是以上生信仰为主,具体表现为供奉弥勒画像,临终称念弥勒名号,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3、民间的弥勒信仰
隋代民间的弥勒信仰,以下生信仰为主,突出地表现在利用弥勒诸经中有关“弥勒即将出世”的预言,并以此为号召,发动暴力反叛。
早在北魏末年,就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九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同年九月被镇压。第二年,大乘余众又突袭瀛州城,冲进州衙,很快又被镇压。
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
大业九年(613),又有唐县(今河北唐县略北)人宋子贤,善为幻术,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众,日数百千人。时炀帝正在高阳(故属瀛州),宋子贤欲举兵袭击乘舆。事情泄露,宋被擒杀,被连坐者一千多家。稍后,还有扶风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聚众数万,建元称帝。
数年之间发生多起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反映了弥勒下生信仰在隋唐的民众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而连续不断的弥勒教派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不安和警惕。后来弥勒教派屡造禁止,弥勒信仰逐渐走向衰落。
4、隋朝的弥勒造像
造像是北方佛教的传统,隋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炀帝一代,共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一千躯。可惜的是,由于史无记载,我们无从得知所造佛像的种类。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四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四—二十八所载,隋朝时的造像数目,约如下数:(1)阿弥陀佛像13躯体;(2)弥勒佛像9躯;(3)观世音菩萨像9躯;(4)释迦佛像3躯。此二书所列的数目虽然极不完整,同数以万计的隋代造像相比,甚至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从中也反映了隋代造像种类的明显变化,阿弥陀佛像已经位居第一,超过了弥勒和释迦。
这种变化在唐朝更加明显。以龙门的造像为例,自“北朝后期至隋,龙们造像衰歇。唐初复兴,所造尊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公元620年起至710年,释迦像加优填王一共十八尊,弥勒更减至十二尊,而阿弥陀达一百二十多尊,观世音亦达四十五尊,都大大超过了释迦和弥勒”。
可以看出,从南北朝后期至隋,民间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弥勒崇拜已从先前的远居弥陀之上,变为位于其下,而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崇拜则迅猛发展,成为民间佛教徒的主要崇拜对象。
三、隋朝弥勒信仰衰落的原因从前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可知,有隋一代,弥勒信仰延续着前期的昌盛,保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相对于日益普及的弥陀信仰而言,更是如此。下面将对弥勒信仰由盛而衰的原因作一简略剖析。
1、假借弥勒旗号的暴力反叛,引发了统治这对弥勒信仰的警觉和禁止,是导致弥勒信仰衰落的主要原因。
根据弥勒经典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是五十七亿多年之后的事,那时,人们的寿命已达到八万四千岁,富足安乐,远离刀兵水火之灾。而弥勒下生成佛,主化娑婆世界,目的是度化释迦未度之众生,将此世界化为清净佛土。这些内容本来与起义、反叛没什么关系,但受尽苦难的人们,由于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迫切期望,遂假借弥勒出世的名义,作为其试图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弥勒下生信仰的曲解。但这种曲解客观上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苦难现状、追求太平盛世的理论武器,也导致了弥勒信仰的式威。
隋王朝对参加反叛的弥勒信众残酷镇压,诛连甚广。隋末唐初,虽未见有明文禁止弥勒教派,但可以推想,弥勒信仰必然受到限制。《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昙选传》记录了唐初僧人昙选告诫徒众结聚作道场所说的一番话:“自佛法东流矫诈非少。前代大乘之贼,近时弥勒之妖,诖误无识,其徒不一,闻尔结众,恐坏吾法。”话中表达了对被误认为“大乘之贼”与“弥勒之妖”的担心和恐惧,说明唐初统治者对弥勒教派应是严厉禁止的。及至唐玄宗三年(715),颁发了《禁断妖讹等敕》,明令禁止“白发长衣,假托弥勒下生”等活动。
2、弥勒净土信仰兴盛,与此相应,出现了许多“赞扬弥陀,贬抑弥勒”的言论,这是弥勒信仰衰落的又一原因。
阿弥陀净土信仰早在汉魏之际就已传入中国内地,到南北朝后期,由于昙鸾的大力提倡而影响剧增。弥陀净土学说因其简单易行,而更容易为广大信众所接受。入隋之后,又得到智□、到绰等的弘扬。道绰在其《安乐集》中从多方面比较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优劣,盛赞弥陀净土之优,贬抑弥勒净土为劣;智□《净土十疑论》中也有“扬弥陀,抑弥勒”的说法。这些言论有的固然有宗派贬斥异己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同时又对民间信众的信仰取向产生影响。这样,弥勒信仰逐渐衰落,而弥陀信仰则迅速普及,流行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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